黄天海接到报案便立刻出警。

走进案发房间后，便被现场的景象惊到了。

房间的大部分空间都被一张床占据，床的中间躺着一具全裸的男性尸体。

死者的嘴里塞着东西，还用衣服勒住系在脑袋后面。放在腹部的双手也被结实地绑着，双手下面可以看到几处暗红的伤口。

再向死者的某部位看去，与８天前的案件一样，死者的某部位被人割下取走了。

“这样的案子你们见过得多吗？”黄天海把资料交给犯罪心理研究小组的组长邵鹏飞道。

“我们研究过一些类似的案件，真实经历这还是第一次。”邵鹏飞如实答道，“我相信我的小组，之前很多的案子我们也都是第一次见到。”

“凶手为什么要取走死者的那个器官呢？”

“报复他的滥情、遭受性侵害后对男性的报复，或者通过取走男性的标志夺取他的力量，还有其他的可能。那种可能最符合，但还要看过案件的细节才能确定。如果确定两个死者之间没有联系，那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连环杀人凶手。第二次作案与第一次间隔了８天，现在第二次作案已经过去了三天，他也许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次的行动了。”

“男性代表器官在很多文化中都是力量与权力的表现。”尚宏说道，“弗洛伊德把人生命的第三年到第五年称作男性生器崇拜阶段，这是发展理论中最复杂也是争议最大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心理发展影响了人们以后对异性的态度．．．．．．”

“阉割焦虑，俄狄浦斯情结，厄勒克塔拉情结，确实都是不错的理论。”邵鹏飞打断尚宏的讲解，“说说对这个案子的看法。”

“根据二号现场的体液分析与旅馆工作人员的证明，凶手是一名使用高档化妆品的年轻女性。两名死者是同一所中学的学生，凶手选择这样的目标可能因为居住在附近行动方便。而且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受到诱惑。凶手是学校学生或者老师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
“遭受性侵害后对男性实施报复是最直观的可能。另外，感情因素是女性对异性施加暴力比较合理的动机。因为与男友分手而对男性产生憎恨，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看过不少了。”

刘娜说道，“她可能有过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男友，约束她、控制她、对她一直颐指气使。种种细节造成了她反感男性并想通过这种手段消减男性力量的想法。”

“父亲也有可能。”尚宏补充道，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，女儿确实有些恋父情节，但如果父亲浪费了这种潜在的亲近感的话，女儿就会把这份感情转为仇恨并放大几倍。”

“尤其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女儿，各种思想快速不断地涌入她的思想，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周围的环境。比如之前一家人吃完饭都是母亲收拾桌子，她也一直觉得很正常，但现在她可能会向父亲提出抗议意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