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正当忽必烈梦想着他大元王朝成为东亚大陆的当然主人的时候，东面大海上的小小岛国日本却给他造成了一点不小的麻烦。

早在至元二年(公元1266年)，忽必烈就曾经派出遣兵部侍郎郎黑的、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。忽必烈在国书中，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，要日本效法高丽，举国来朝以通和好，如不相通好，将至“用兵”，令日本“王其图之”。

为此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，不惜用了“奉日本国王”等字样，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，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。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，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。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。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，地处海岛的日本，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，是会奉若神明的。国书一到，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，“四海一家”（几乎可以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媲美的绝佳口号）的愿望即将得以实现。

然而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，而在镰仓幕府，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。北条氏以武士掌权，藐视公卿大臣，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，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，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。结果忽必烈五次遣使，五次遭到日本幕府的拒绝。

也就在襄阳城陷落的同一个月内，大元国信使、少中大夫、秘书赵良弼经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，大宰府守护所再次予以拒绝，赵良弼不得以被迫回国。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，彻底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，这对于雄心勃勃，扩张**极强的忽必烈来说，是难以容忍的。再加上日本是当时南宋最大的贸易伙伴，倭刀、硫磺和倭国白银等军械、物资的流入增强了南宋的国力、军力，即便是为了掐断南宋王朝这一重要的外援之路，元朝也要发动对日本的进攻。

当然，这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征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。襄樊攻坚战结束使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，南宋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。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，元军已经或即将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，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，就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。

释放？元政府担心这些曾经参加过元蒙军征服的战士再度揭竿而起。编入自己的部队？元政府有发愁自己已经超支的财政支出。

杀降？史已有鉴，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，给自己留下骂名，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，滥杀降兵，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。

最终，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，就是发动新的战争，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大元帝国的包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