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，医疗机构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，开始招募一些确定有会有遗传病的志愿者，来收集他们的生殖细胞，然后培育出健康的后代。唯一的要求，在与伦理委员会长期交涉后的结果，就是这些志愿者不能和自己的后代相认。

这是一个考虑很周全的尝试，因为医疗机构只会承诺剔除已知的致病基因，而不会按照委托人的要求进行定制化基因编辑。定制化基因编辑也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，好比红眼睛和蓝眼睛，其实只是虹膜的颜色不同，但是当一小部分人喜欢红眼睛之后，就会花钱让后代都变成红眼睛，红眼基因的价格就会越来越高，这样的后果就是，用不了一代人，就可以通过眼睛颜色来划分阶级，红眼睛的人类就会更容易获取资源，蓝眼睛则更不能活下去，同时，为了有红眼睛的后代，大量的医疗资源会被用于给富人做外观的微调，而不是去战胜疾病，你知道，这样下去作中的后果是什么吗？”

“人类就会开始渐渐分化？”我问到。

“这是第一阶段，下一阶段，人为定义的高等物种就会占据更多的资源，低等物种逐渐绝迹，人类的基因库就会越来越单一，然后直到一场瘟疫来带走全人类。”

有一个常识是，基因的多样性，也是物种在演化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，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。这一点，我们在低年级的时候就学过。

EVA接着说：“所以，这才有了志愿者和后代不能在法理上产生抚养关系的规定，这些实验室后代全部由实验室抚养，教育。当然，志愿者需要支付一大笔钱，作为抚养的经费。

这些志愿者，主要就是先天的致病基因携带者，同时他们还保留着最原始最淳朴的愿望，希望让自己优秀的基因传递下去。

可是就算是这样，参与的志愿者也寥寥无几，少到可以忽略不计。志愿者需要支付给医疗机构的那一大笔钱就是个门槛，几乎就将所有的中产及以下的家庭挡在了门外，另一方面，罹患遗传病或者无法生育的比例本来已经很低了，还需要从中筛选出对基因有执念的富裕阶层，可想而知这个比例有多低了。

很多无法生育的富裕阶层宁愿选择领养一个孩子，甚至不惜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，去买一个孩子就是很好的证明，他们愿意自己来养育这个孩子，让孩子忠诚于他们，将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，才能放心让孩子继承他们所占有的资源。

“可是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类，是不能被另一个人类当成私有财产的。”

我说。

“是的，这是一个常识，可真正让这个常识深入人心，是在AI大革命之后的事情，在之前，这只是一句口号，代表政治正确。”

EVA继续说下去。

“接下来，就是你所知道的，AI大革命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