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书写，显然比起钱钟书和杨绛本身的爱情要笨拙和浅显得多。当他俩出现在我们眼前时，已然是老人模样，可是再老态龙钟，再佝偻疲惫，他们也有过光彩照人的青春。一个是享誉清华大学的才子，一个是诗学孝义满腹的才女，从年少时期的一记擦肩而过，月老的线就早已暗中将二者的步履紧牵。结为连理后，二人相敬如宾，在治学之道上相互支撑，一个是荣耀榜样，一个则是得力辅佐，即使在国家运动时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二者也是同甘苦共命运，毫无怨言，从苦难中一路相携走来。

本书还原了两位老人的青春年华、求学之路，从一而终的爱情成为整本书连接二人治学生涯的线索。爱情不是将所谓的“爱”放在唇边，而是以相扶相掖的姿态共同抵达人生的理想和终端。叙述上时而从容时而简约，以两人各自的作品的影响和产生背景作为依据，将伉俪之情衬垫得更为动人。作者定有做过大量的准备工作，巨细靡遗地展现了学人夫妇的人生和爱情。

书中回溯了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往事，两人从清华大学走向牛津大学，又从牛津大学走向巴黎大学，一路求学，并在爱情滋润下诞下宝宝。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旅程中，一定有过浪漫和感动。国内战乱，他们却毅然选择归国，选择清贫、单一的治学创作的生活。钱学研究者胡河清曾如此赞赏二人：“钱钟书、杨绛伉俪，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。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，常常出匣自鸣，语惊天下；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，大智若愚，不显刀刃。”两句话，一双剑，将两位学人在学界的地位和风格全提点出来了。而两者写作风格上的迥异，或恰是彼此互补交融的一个力证。

钱钟书身上有书呆子气，自有一股读书人的清高，才学上的造诣一定也引得周边嫉妒，若他是一盏晃眼的灯，杨绛便是他的灯罩，替他收敛才气四溢的光芒。她曾说自己是他的“拦路虎”。为了在晚年争取更多时间治学，他们闭门谢客，都是杨绛谢的客、闭的门。与外界几乎断绝联系的大隐之风，或许与他们此前受过伤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假如没有晚年下乡劳动改造的遭遇，他们的爱情未免带着与世隔绝般的天真，可是即便下乡改造，田间地头依然盛开着他俩的浪漫，在说话容易遭罪的年代，他们用小纸条传递所思所想。

杨绛的戏剧作品《弄真成假》上演后，钱钟书从中获得灵感，打算写一部现代版的《儒林外史》，这便是后来长销不衰、影响好几代人的《围城》。那句“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城外的人想进来”现已是用来形容爱情与婚姻绝佳的名言了，略带调侃的语气，仿佛吸纳了英式幽默中的那种刻薄，但的确道出了真谛。小说虽然轰动受欢迎，钱钟书却只写一部。他与杨绛共同养育的孩子也只有一个：钱瑗。有了孩子后，他们就组成了三人世界，和乐共处，全然没有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与代沟。当钱瑗、钱钟书相继离世，唯留杨绛一人存世，她在《我们仨》里感慨道：我们走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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